说谎不只关乎道德，更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
说谎不只关乎道德
更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
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制约人们讲假话，激励人们讲真话，因而能够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说谎是人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对说谎做全面的研究，需要从心理、道德、经济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把说谎当做道德问题来看待，但在道德的背后，说谎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特别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因而，与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我国，人们由于经济的原因说谎的现象更为普遍，也更为严重。本文仅限用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方法，对说谎做一经济学分析。
人们为什么说谎？
首先，说谎是由于存在着私人信息，并且这种私人信息的度量成本极高。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完全信息，即经济活动所需的一切信息都是知道的。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奥地利学派的有力挑战，奥地利学派在当代的代表人物冯·米塞斯（L. von Mises）、哈耶克（F. A. Hayek）、柯兹纳（L. M. Kirzner）特别强调无知（我们不知道的）而不是知识（我们知道的）的重要性。哈耶克指出：“尽管以完全知识的预设为基础而展开的关于道德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作为一个初步的逻辑探究，偶尔也会起些作用，然而试图用它们来解释真实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这里的根本问题乃在于这样一个实际困难’，即我们的知识在事实上远非完全。”（F.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0；中译本《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P.20）在这里，知识与信息是同义词。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信息不完全是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特征，获取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知识是以分散、不完全的形式存在于个人之间的，即知识具有私人性。存在私人信息为人们说谎准备了条件，并且这种私人信息隐藏得越深，度量成本就越高，说谎的可能性就越大。个人的相貌、身高、性别等方面的知识是暴露于公众之中的，是一种公共知识。在这种不存在私人信息的条件下，便没有说谎的余地，因而，一个相貌平平的人不敢吹嘘自己长得漂亮。人们的某些特殊技能、生产能力、甚至管理能力等方面的知识具有私人性，但度量成本低。运动员也不敢吹嘘自己的运动技能，因为你跑得多快、跳得多高，极容易度量。同样，厨师、木匠、节目主持人，甚至工程师的能力水平也都容易度量。然而，个人的学术水平、企业家才能（注意，企业家才能不同于管理能力，企业家才能包括组织管理能力，更需要创新精神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却是隐藏得很深的私人信息，这为人们说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企业家和教授这样极具诱惑力的职位，候选人不大可能诚实暴露自己的私人信息，有可能“讲假话”——低能者冒充高能者而走上企业家岗位，低水平者夸大自己的学术水平而晋升为教授。目前，劣质企业家充斥我国国有企业，假冒伪劣的教授在高校也随处可见。知人知面难知心，有关个人品德的知识也许是隐藏得最深的私人信息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伪君子，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次，说谎是一种理性行为。经济学对人的行为所做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即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人之所以说谎，是因为说谎对他有利；如果说谎没有好处，自然就不必说谎了。通过“讲假话”而当上企业家和教授，成本低收益大，并且不承担风险，这正是理性人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农村人较老实、易讲真话；而城市人较狡诈、易讲假话。借助于博弈论，我们将看到，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博弈论以个人理性为出发点，研究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怎样做出选择。博弈论为我们分析人类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它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当事人从个人理性出发，在一次博弈中会选择不合作，而在多次博弈中则会选择合作。农村人由于居住点固定、集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多次博弈的关系，并且具有比较完全的信息，所以多讲真话，显得老实。事实上，如果你满口的假话，时间一长，你就会声名狼藉，别人处处提防你，你会寸步难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在城市里，人员流动性大，接触面广，信息不充分，人与人之间经常玩的是一次博弈，理性人便倾向于不合作、讲假话。运用这一原理，我给读者一个建议：如果你经常到市场上去买菜，那么选择一个固定的卖主，这样他就不大可能欺骗你，会对你讲真话。
说谎不是一件好事，它产生的经济后果主要是：
（1）增加了交易成本；
（2）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市场失败。
在经济活动中，除了生产成本，人们还需要支付诸如获取信息、商务谈判、法律诉讼等的费用，这就是交易成本。通俗地说，交易成本就是相互扯皮以及对付扯皮的成本。交易成本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当事人的行为带来的。说假话、不信任、违约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越高，经济效率就越低。经济学研究消费者、厂商、政府怎样进行决策以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经济学证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市场竞争将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说假话实际上是传递了错误信息，以次充好，将使竞争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市场失败。对于人力资源配置，说假话产生的后果更严重，这从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们讲真话呢？
根本的方法是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问题，在一些具体、特殊的情况下，还需要适当的机制设计来激励人们讲真话。如果一种制度让说谎者得益，便会激励人们说谎；如果一种制度让说谎者得不到好处，自然就不会有人说谎了。
计划经济是激励人们讲假话的一种经济制度。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人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吹嘘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这在人类的说谎史上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计划经济时代，这绝不是偶然事件。直到八十年代，许多地方仍然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什么是计划？斯大林说，计划就是法律，计划就是命令。如果达不到计划指标，除了说谎、造假外，你还能怎样？！与此相反，市场经济的内部机制却能有效制约人们讲假话。我们去市场买菜，经常碰到卖主这样说，我的鸡蛋批发价都是四元一斤，每斤四元一角卖给你，我只赚了一角钱。你一定会想，这些小商小贩唯利是图，决不会说真话。然而请你注意，只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卖主就决不可能通过夸大批发价而抬高零售价，竞争将迫使价格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卖主的话是真是假对消费者都无关紧要。市场真是一架精致无比的机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坑蒙拐骗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企业甚至声称已经能够生产治疗癌症的药了。而事实上，这正是我国许多企业为什么寿命短、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的成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讲真话，守信用，以诚相待，树立良好的信誉，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靠欺骗消费者生存的企业，必将被市场所淘汰。
我们看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说谎便完不成任务，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演变成了说谎的竞争，这种灾难性的竞争足以祸国殃民，而市场经济有一套成熟的机制来对付人们讲假话。当然，市场经济不能完全杜绝讲假话，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假话是局部而不是全局的。下面通过企业家选择机制、职称评审制度以及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来说明怎样通过机制设计来激励人们讲真话。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普遍绩效不佳，但也有少数企业业绩骄人。调查发现，业绩良好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点：即拥有一位合格的企业家。根据前面的分析，个人的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私人信息，那么，怎样的机制才能准确区分企业家才能的高低，淘汰劣质企业家呢？一种可靠的方法是财产抵押机制，即让企业家同时成为企业最主要的出资者。这意味着任何潜在的企业家只有通过自己的资本才能成为现实的企业家。这是一种让潜在的企业家不得不讲真话的机制，因为在这种机制下，任何人都有权利成为企业家，但只能拿自己的钱去当企业家，而不能你去当企业家，却让别人替你出资。这一机制主要适用于小企业，对于大企业，采用信号筛选机制更为行之有效。这就是在人们不愿讲真话的情况下，将人们的企业家才能显示出来，从而只要阅读所显示的信号就能区分他的能力水平。这两种机制相比，财产抵押机制能让候选人或潜在的企业家自愿讲真话，而在信号筛选机制中，候选人存在“讲假话”的积极性。
因此，一个好的信号应当在候选人可能“讲假话”的情况下仍能显示个人的能力水平，这就意味着一个好的信号应当具备两个条件：
（一）该信号能够传递所要获取的私人信息；
（二）信号不能被操纵。
目前，我国选拔企业家普遍采用的信号主要是：（1）文凭；（2）生产能力。但是这些信号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企业家才能更多地属于天赋与实践的产物，很难通过学校教育加以培养。另外，这种信号存在被操纵的可能性，人们可以花钱买文凭。我国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个勤勤恳恳、劳动技艺精湛的人、劳动模范容易被上调提拔，大量的工科院校的毕业生走上领导岗位，但这些只表明他们具有生产能力；不幸的是，生产能力不是一种能够传递企业家才能的良好信号。企业家才能需要的是创新精神、组织管理的能力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与生产能力相关性很小。
根据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选择企业家有两个比较好的信号：（1）个人财富；（2）个人经历。一个企业家才能强的通常会比别人更有致富本领，因而会积累更多的财富。（注意，这里无需要求个人将自己的财富投入企业。）企业家才能往往会在他的个人历史上留下蛛丝马迹，只要仔细考察他的个人经历，外人定能发现他是否具备企业家才能。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欧美的企业家人才市场上，人们往往是根据企业家的个人经历来决定是否聘用他。
我国高校的职称评审制度实际上也就是信号筛选机制，所选用的信号主要是发表论文的数量。但是这一信号却未能满足良好的两个条件。因为个人的学术水平主要取决于论文的质量，而与论文数量相关性很小；况且论文的数量是一个容易被操纵的信号，劣质论文很容易写，还可以请人代写。而论文的质量则能较为准确地显示学术水平，并且不容易被操纵，应该成为职称评审的主要依据。牛津大学一位学者因为三年发表了24篇论文而未能评上教授，这与我国的做法大相径庭。此外，还应该尽早取消教授终身制，这可以增加“讲假话”的成本。因为当上教授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事了，需要不断有研究成果来维持，这有利于迫使候选人诚实地暴露自己的学术水平这一私人信息。
可以说，任何一种评审、选拔制度，如果不能有效对付“讲假话”的问题，都将不会行之有效。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这种“德治主义”的政治主张实施起来就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因为没有一种机制能够激励人们讲真话，诚实地暴露个人品德这种私人信息，也没有一种信号能够准确并且不受操纵地显示个人的品德。“德治”的结果往往是小人得志，奸臣当政。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在拍卖市场上，怎样通过机制设计来激励人们讲真话。设想你有一件古董要卖，你当然想知道潜在的购买者愿出的最高价。如果你直接去问他们，他们一般会说谎。比如，他实际愿出的最高价是10000元，他会说8000元。经济学家维克里（W. Vickrey）设计了这样一种拍卖机制：让每个购买者把愿意出的价格写在纸上并装入信封交给你，出价最高者得到古董，但他实际支付的价格是出价第二高的购买者所出的价格。这里，如果你压低价格就可能得不到古董，真实评价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是对说真话的奖励，购买者说真话是最好的选择。维克里证明，这一机制不仅可以保证把拍卖物卖给愿出最高价的人，而且拍卖者能够得到最高收入。这一机制被称为“维克里机制”，也称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是1996年维克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依据之一。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说谎是一种存在私人信息条件下人的理性行为。长期以来，我们是用做思想工作、道德说教的方法来鼓励人们讲真话，提高道德水平。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许多人看到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于是大声疾呼“市场经济导致了道德滑坡，急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因为这种认识与表面现象很相一致，而且符合我们长期惯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思维习惯。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制约人们讲假话，激励人们讲真话，因而能够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只有在良好制度的基础上，道德教育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反之，将产生大批伪君子。在这方面，中国的德治传统所导致的实际结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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